近日，阿里、美团、京东等平台正上演“史诗级”外卖大战，烈日炎炎，海量外卖订单下，千万骑手穿行于城市街巷。随着平台竞争的白热化，外卖骑手权益受到重视，平台纷纷宣布将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工作环境与权益得到保障，如京东自今年3月1日宣布逐步为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后承诺为被竞争对手平台封杀的骑手保证单量，确保收入不降，为骑手配偶安排保洁等岗位，实现“双职工”待遇。美团则取消超时扣款，改为积分激励制，启动防疲劳机制试点。饿了么推出“骑手权益月恳谈会”，公开外卖调度算法的原理和机制。这对外卖骑手权益保护释放出充分的利好信息，但现实中外卖骑手权益保障仍存有以下困境：

    一是劳动关系认定难。外卖行业的爆发式增长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用工结构。平台普遍采用“法律隔离”策略，通过外包或众包协议、劳务派遣、诱导注册个体工商户等方式，在骑手与平台之间构筑多重法律屏障，从而割裂劳动关系，通过灵活用工规避保险责任，而骑手自身也对自行购买社保存在疑虑。例如，有的骑手通过合伙、加盟等方式跑单，无异于在路上“裸奔”，在发生工伤、薪酬纠纷后，外卖平台就此“隐身”，导致劳动关系无法认定，骑手权益难保障。

    二是保险保障严重不足。当劳动关系认定受阻，外卖骑手的职业风险保障主要依赖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多数平台为骑手购买的商业意外险日均保费约3元左右，存在赔付门槛高、保额低、覆盖场景有限等困境。有案例显示，众包骑手连续工作12小时后突发疾病死亡，尽管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但猝死被明确排除在理赔范围外，且部分保险理赔条款存在“格式条款陷阱”，赔付严格。骑手日均工作超10小时，交通事故发生率远高于普通职业，保障不足使其暴露于巨大职业风险中。

    三是维权能力不对等。大多数骑手群体的教育背景、技能水平等使其维权能力处于弱势地位，且维权耗时长，无专门的机构处理相关纠纷，时间成本超过维权收益或者不能准确找到实际责任人。如，外卖骑手自备摩托车未购买交强险、骑行电动车违规行驶而发生交通事故案件频发，甚至发生交通事故后，骑手“茫然无措”竟不知自己归属何处，不能准确提供接收服务的对象、不能识别真正的责任主体、不能准确收集有利证据等导致案件审理频频受阻。

    千万骑手穿梭于城市的毛细血管，他们的权益保障困境亦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法治的核心命题。对此，笔者建议：

    一是完善司法裁判规则，统一裁判标准。“劳动者权益不能因用工形式灵活而被侵蚀”。法院要以“事实优先”为审查原则，聚焦实际用工状态而非合同形式，重点应考察人身从属性（平台对工作时间的控制程度）、经济从属性（报酬计算与支付方式）、组织从属性（是否纳入平台生产体系）三大要素，准确定性法律关系，对符合劳动关系实质特征的，应依法确认劳动关系，避免平台借“民事合作”之名行“劳动用工”之实。

    二是压实平台责任，规范平台用工管理。人社部门等应引导平台企业与外卖骑手开展协商达成共识，以骑手的“看法”优化“算法”。对用工乱象，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平台的监督治理，建立责任分担机制，严格防范不合理抽成行为和非法用工乱象。平台要建立多层次保障体系，完善外卖骑手的保险保障，着眼于新就业形态外卖骑手的差异化保障需求与保险公司对接定制化商业保险产品，优化骑手保障。同时要明确接单收入与奖惩方案、公开算法支持的派单规则、逐步提高骑手的职业安全保障。

    三是多元化解纠纷，构建大调解格局。整合劳动监察、调解、仲裁力量，为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提供最快捷的维权机制，开通维权专线，降低骑手维权成本。协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加强对平台用工违法行为的联合预警防控。加强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引导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组织、工会组织和行业协会等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形成多层次、网格化、社会化的大调解格局。同时，骑手个人也应当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在签订电子合同时要注意保存截图、记录工作场景、备份派单数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