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加速、中国“双碳”目标深入落地的背景下，企业发展范式正从“零和博弈”转向开放协同。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到我国《“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一系列政策持续引导企业兼顾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价值共创理念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契合性愈发凸显，而二者的深度融合，亟须以立法完善为核心的规则体系提供支撑——这既是企业突破绿色转型瓶颈的关键抓手，也是通过法律制度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价值共创理念与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在立法层面存在天然逻辑关联，二者均以企业长期发展为目标，内在一致性为专项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从价值共创核心内涵来看，其打破企业与消费者、供应商、科研机构等利益相关方的边界，构建“共同投入、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价值创造体系，将外部主体纳入企业绿色发展核心环节，像联合用户参与绿色产品研发、携手供应商推进清洁生产等，这一过程需明确各主体在绿色投入、成果分配、风险承担中的权利义务，而立法正是界定这些关系的最佳载体。从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法律需求来看，其关键是实现经济收益、社会责任与环境责任的三维平衡，摒弃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局限，追求“基业长青”与社会价值统一。当前环境保护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虽对企业环境责任有原则性规定，但缺乏对“多方协同履行责任”的具体规范，价值共创立法可填补这一空白，为企业平衡多元责任提供明确法律路径。二者的立法契合点集中在两方面，在目标层面，均以企业长期绿色发展为导向，价值共创立法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内生动力的制度保障，可持续发展立法则为价值共创划定绿色价值边界；在路径层面，价值共创立法可将分散的利益相关方行为纳入法治化框架，可持续发展立法则引导价值共创过程始终紧扣环境公益目标，形成“协同有规、绿色有据”的法律闭环。
当前我国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相关立法虽已形成初步框架，但从价值共创视角审视，仍存在诸多短板，难以满足多方协同推进绿色发展的实践需求。
首先，专项立法空白导致共创主体权责模糊，现有法律体系中尚无针对“企业绿色价值共创”的专门性立法，涉及多方协同的绿色行为只能参照民法典、环境保护法等一般性条款调整，使得共创主体权责界定不清。比如企业与科研机构联合研发绿色技术时，投入比例、成果归属、转化收益分配等核心问题缺乏明确法律依据；用户参与绿色产品设计时，其创意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无专项条款支撑，极易引发纠纷，这种“参照适用”的模式，既增加了主体的法律风险，也降低了各方参与共创的积极性。
其次，权益保护规则不足制约共创动力释放，在绿色价值共创过程中，无形资产侵权认定难、赔偿标准低的问题突出，现有立法缺乏针对性解决方案。一方面，联合研发的绿色技术、共同设计的环保方案等无形资产，侵权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而知识产权法相关条款对“多方共有知识产权”的侵权认定标准不明确，导致维权举证难度大；另一方面，即便侵权行为被认定，现行赔偿标准多以“实际损失”为基础，难以涵盖共创主体的预期收益与机会成本，惩戒力度不足，无法有效遏制侵权行为，极大挫伤了各主体的绿色共创热情。
最后，协同履行机制缺失阻碍产业链绿色转型，现有立法对企业与上下游供应商的绿色协同义务规定不足，难以推动社会责任向产业链延伸。循环经济促进法虽要求企业“推进资源循环利用”，但未明确龙头企业对中小供应商的绿色帮扶责任，也未规定协同过程中的利益补偿机制。实践中，部分龙头企业为降低成本，将环保压力转嫁给中小供应商，而中小供应商因资金、技术不足难以完成绿色改造，导致产业链绿色转型断层；同时，缺乏法律层面的协同监管机制，企业间的绿色合作多依赖自愿约定，稳定性差，难以形成全链条绿色发展格局。
针对上述立法短板，需以价值共创为核心导向，从多方面完善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立法体系，为多方协同推进绿色发展提供坚实法律保障。
其一，制定绿色价值共创专项规则，明确主体权责边界，可在环境保护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中增设“绿色价值共创”专章，明确协同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规定企业、消费者、供应商、科研机构等主体在绿色共创中的参与方式，例如企业应公开绿色项目信息、保障参与方的知情权与建议权，供应商应按约定推进绿色生产，科研机构应及时共享绿色技术成果等；同时由生态环境部、工信部等主管部门联合行业协会出台《企业绿色价值共创操作指引》，提供标准化的协议模板与流程规范，模板中需明确绿色投入分摊比例、成果分配方式、风险承担机制等核心条款，比如约定“按各方资金、技术、人力投入比例分配绿色技术转化收益”“因政策调整导致项目终止的，损失按投入比例分摊”等，减少协商成本与纠纷隐患。
其二，强化共创权益法律保护，提升侵权惩戒力度，一方面优化知识产权法相关条款，细化多方共有绿色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明确“联合研发绿色技术”“共同设计环保方案”等场景下的知识产权归属认定标准，例如“无约定时，按各方贡献度确定权属比例，贡献度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同时完善侵权认定程序，建立“绿色知识产权侵权快速取证通道”，通过行政协助、电子存证等方式降低维权举证难度；另一方面提高绿色共创领域的侵权赔偿标准，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增设“绿色共创权益特别保护条款”，规定侵权赔偿不仅应涵盖实际损失，还应包括“预期收益损失”与“合理维权成本”，对恶意侵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赔偿金额可设定为实际损失的1.5倍至3倍，通过提高违法成本，切实保护共创主体的合法权益，激发参与动力。
其三，构建产业链绿色协同法律机制，推动全链条转型，可在立法中明确龙头企业的绿色帮扶义务，规定“年营收超亿元的行业龙头企业，应制定上下游供应商绿色改造帮扶计划，通过技术指导、资金支持、订单倾斜等方式，帮助中小供应商达到环保标准”，同时设立“绿色协同补贴基金”，对积极履行帮扶义务的龙头企业给予税收减免、信贷优惠等政策支持，平衡其成本与收益；此外建立绿色共创协同监管机制，由生态环境部门牵头，联合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组建“产业链绿色协同监管小组”，对企业间的绿色合作进行动态监督，一方面对未按约定履行协同义务的企业，依法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另一方面定期发布“产业链绿色共创评估报告”，将评估结果与企业信用等级、政府项目准入资格挂钩，引导企业主动推进产业链绿色协同。
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石，价值共创则为其提供了创新路径，二者的深度融合离不开立法的赋能与保障。当下，站在“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历史节点，完善以价值共创为导向的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立法，更具时代紧迫性与战略意义——从填补专项规则空白到强化权益保护，再到构建协同机制，每一项立法调整都是对“十五五”时期绿色发展、协同发展要求的精准回应，为价值共创划定清晰法律边界、搭建高效制度框架，助力企业化解绿色转型难题。未来，随着立法体系的不断完善与法律实施的持续深化，价值共创将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企业更好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三维平衡，引导产业链形成绿色发展生态，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注入强劲法治动力。
（作者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